名家访谈

《四部丛刊四编》出版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6-11-28 11:05:24     点击量:0

  《四部丛刊》因战中止,

  八十年后再续经典

  ——《四部丛刊四编》出版访谈录

  《四部丛刊》这部出版已80年的古籍丛书,曾经滋养了数代学人。新中国成立后,该书仍有影印出版。但为世人所不知的是,张元济先生在出版前三编的同时,还有出版四编的计划。2016年,以李致忠、周心慧、于华刚、张人凤、柳和城为核心的一批学者和出版人重新挖掘历史资料,由北京奎文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携同中国书店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了《四部丛刊四编》。本报记者就《四部丛刊》前三编的出版历史和《四编》的出版情况,采访了我国著名古籍专家李致忠先生,中国书店总经理、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于华刚先生和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先生。

  李致忠:

  《四编》是近年来少有的好项目

  □本报记者  张维祥

  藏书报:您是怎么接触到《四部丛刊四编》这个项目的?

  李致忠:奎文阁的负责人邓占平先生有一次找到我,说要影印《四部丛刊》,这套书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也来找过我。这套书印过不止一次, 我考虑到各图书馆的需求,不太同意这个项目。但邓占平先生可能有他自己的市场调查以及信心,最终还是影印出版了前三编。在此过程中,首都图书馆原副馆长周心慧先生也受邀参与此事,所以他对《四部丛刊》的关注多于一般学者。有一次,他从《济南大学学报》中发现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柳和城先生的《〈四部丛刊〉未刊书考略》,文章中披露了一个信息,谈及张元济曾经筹划过要出版《四部丛刊四编》,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出版计划被迫搁浅。文章还列明了书目。

  后来,他们拿着文章的影印件来找我,我一看,这是很好的项目,应该着手出版《四编》。我觉得既然前人都有了构想,有这个书目了,我们应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藏书报:据您了解,柳和城先生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书目的?

  李致忠:柳和城先生不是专门的古籍研究人员,但他十分喜欢研究古籍文献,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他和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私交不错,这就为他研究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先生提供了便利。这个书目,也是张人凤提供给柳和城先生的。他对这个书目有考察,有研究,然后才会产生这篇文章。这个书目的披露,也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古籍界以前并不知道有这个书目。

  藏书报:您怎么看待商务印刷馆及其鼎盛时期的出版?

  李致忠:张元济先生是现代出版史上一位非常有灵感、有嗅觉的出版家。其实,商务印书馆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继承了当年汲古阁的模式。过去的藏书家,会题跋、会校勘,但大都不经营出版,但汲古阁是一个例外,它把藏书和出版经营结合起来了。古代的出版,一个是出版当时的新作,还有一个就是传承经典,对经典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到了明末汲古阁的时代,宋元版就很少了,市场上有进行复制的需求,汲古阁的藏书正好为它的出版提供了基础。当然,出版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汲古阁藏书的价值,化身千百,至今还影响着一代代学者。藏书和出版互为依托,相得益彰,这方面汲古阁做得是相当好的。

  张元济先生走的是同样的路子,他一方面藏书,一方面出版。他的藏书大多不是个人藏书,主要是涵芬楼。当然,他的出版不仅限于涵芬楼的藏书,他会向私人藏书家借书使用,图书馆兴起后,他也从一些图书馆借好的底本。商务印书馆也出版教科书以及其他门类的书籍,在当时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但是,最具长远影响的还是古籍的影印出版。所以说,汲古阁之后,张元济先生是古籍出版方面最成功的一位出版家。

  张元济先生中过进士,曾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所以国学功底很扎实。就《四部丛刊》来说,选什么书,用什么书,他自然有着独到的眼光。

  藏书报:您如何评价《四部丛刊》和当前的古籍出版?

  李致忠: 张元济先生出版了《四部丛刊》前三编后,大获成功。《三编》将要完成的时候,抗战全面爆发。前三编选目已经十分精湛,《四编》所选的书则十分罕见。自清以来,在古籍丛书出版方面,一个是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一个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这两部书可谓滋养了数代学人。我们这一代搞传统研究的学人,很少有人不使用《四部丛刊》的,因为它是国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在这个前提下,发现《四编》的书目,其价值不可估量。现在出版《四部丛刊四编》,既为当代古籍整理提供了方便,也是在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

  我和邓占平等人说过,近几年的古籍出版比较混乱,但也不乏好的出版项目,《四部丛刊四编》就是其中的好项目之一。现在出版的环境和形势与过去大为不同,选题需要谨慎,因此,我觉得尽管项目不错,但实施起来还是需要勇气。上世纪90年代“书荒”,再大的图书项目也能做到圆满收盘。如《续修四库全书》,我是常务副主编,收书5000多种,还有一个《四库存目丛书》,这些都是大书,都是收书几千种的,销售都没有问题。《续修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学人们都提出过的一个项目,因为《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完成的,此后的著作就不可能再收入了,比如最重要的学术大发展大转折时期的乾嘉学派的著作就没有收入,所以续修的意义不言而喻。

  从各个图书馆的馆藏情况来看,《四部丛刊》各馆存有前三编的,《四编》也应该入藏,这样这部大书就完整了。

  藏书报:在选目和底本寻找上,难度大吗?

  李致忠:刚才说了,张元济先生留下来的书目,只是一个简目,我们得按照这个简目更进一步完善。比如他说某部书是明抄本或者明刻本,你得研究考察,得与他所说的对上,尽可能使用张先生所说的那个本子,这样才符合他选目的意义。完善书目的工作,所费功夫比较大,这个工作是我来做的。我也和邓占平先生说过,应该把张先生的简目和我们最终的选目,两份目录同时向社会公布。

  藏书报:完善书目的过程中,有没有使用更为精良的底本?

  李致忠:过去的信息获取手段不发达,张先生看过某部书,都是随手记录,所以信息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有有出入的地方。比如,他记录某部书,只说俩字“宋本”,我们得结合当时的情况,考察是哪部宋本,然后把它完善了。再比如,他说某部书是明抄本,经过考察发现有稿本,当然我们要用稿本了。选取比张先生发现的本子更为优良的底本,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总的思路是遵从张先生列的书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新添一种书。

  选目出来以后,我说应该去拜访一下柳和城先生。首先是表示对人家的尊重,因为这个书目是人家首先发掘的;其次就是再确认一下书目的来源,要是书目来源不是十分清楚,那我们弄了也是白弄。他们去了,我没去。但最终的反馈让人踏实了,书目在张元济之孙张人凤手中。当时,张人凤在美国,还写了一篇序。

  藏书报:《四编》的出版与前三编的出版相比有何优越性?

  李致忠: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持的《中国新闻出版史》出版的时候,我是副主编。当时就有一种声音,反对将张元济先生列入出版家。反对者认为,张元济在出版古籍的时候,删改了古籍。但是我不同意,有缺点说缺点,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

  其实,删改古籍,在古代出版中是常见的。到《四部丛刊》出版的时候,张先生认为不对的,他会改,他认为篇章结构不对的,他会剪贴,印刷不清楚的地方,他会根据研究进行描润。这次出版的《四编》,绝无此事。原书什么样,出版出来就什么样,绝不改。我们充分吸取了前三编的经验教训,这是比前三编优越的地方。

  藏书报:《四编》中最重要的书或者说版本都有哪些?

  李致忠:重要的书很多,就说一两部吧。比如《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有诏有令,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四部丛刊四编》自成体系,每一部书在这套书中有自身意义,不能单独拿出来看。

  《四编》中有些书以前是没有影印过的,有部书值得一提,那就是《鲁之春秋》。明朝灭亡后,南明小朝廷维持了一段时间,这其中有一段是鲁王监国时期。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明末清初鲁王监国政权在浙东及闽浙沿海的抗清事迹。书的刊刻时间并不早,咸丰刻本,但是书很少见。这个本子如今收藏在浙江图书馆,我有次赴浙江出差,曾专门去看过这个本子。

  继前人遗愿 续百年经典

  ——中国书店总经理、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于华刚谈《四部丛刊四编》

  □本报记者 刘晓立

  1976年进入中国书店工作,从基层的营业员、库管员、门店组长到总经理,于华刚在中国书店工作了40年,查配过无数套珍贵古籍,经手过的明版书、殿版书非常多。正是在这里,他认识并爱上了古旧书;也是在这里,他深切了解到传承中华文化的古籍有多重要,以及什么样的古籍才是当代学人迫切需要的。因此,当得知张元济先生曾列出《四部丛刊四编》的草目,但因战乱未能付诸出版时,于华刚立刻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意义。

  “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文革’后期,各大院校刚开始正常的教学工作,各省市新成立了很多大学及社会科学院,这些单位需要大批资料来充实图书馆和资料室,再加上一些学校图书馆为了充实库存,开始纷纷列书单大量采购。”于华刚介绍说,当时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老一代专家、学者、教授列出的书单,往往都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那时我就对《四部丛刊》有一定的认识,知道《初编》有2112册,《续编》《三编》分别是500册,有线装本和平装本,毕竟当时查配过很多套,每一次查配,都要把那12本《初编》的目录以及《续编》《三编》1000册书从头到尾过一遍,看顺序有没有打乱、有没有缺页、内容少不少等,久而久之对这套书的了解就深入了。《四部丛刊》资料性强,涵盖的门类多,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于华刚说,张元济先生所集均为中国历朝历代重要的文献资料,内容好,版本好,流传十分稀少,当时他从民国各大收藏家和图书馆商借善本使用,甚至远赴海外选了很多珍贵的版本,《四部丛刊》就是完全按照这些版本影印的。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四部丛刊》全套存世很少,《初编》相较多一些,《续编》《三编》就很少了,于华刚在中国书店经手的不足十套,“当然也有被民间收藏家珍藏的,比如最近我们就从民间征集到两部完整的《四部丛刊》前三编,但是也不多”。

  对于华刚来说,因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手过很多套《四部丛刊》前三编,因此对其开本、纸张、内容等都非常熟悉,也知道当时各大图书馆、专家学者对这套书的重视及需求,“所以当我们得知张元济先生曾列出《四编》草目,但是因战乱未能付诸出版时,在一些民间热心人士的支持下,很快就介入了出版工作”。而出版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张元济先生所列书目的底本, “幸而在这方面得到了国家图书馆的鼎力相助,也幸而这是一部得到了学界认可的好书,所以当专家们向各馆藏机构提出使用底本要求时,都得到了慷慨支持”。于华刚认为,正是因为大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张元济先生那一代学人的尊崇,这部书的出版才能如此顺利,整套书收集整理底本所用的时间比预计要短得多。不到一年的时间,前期工作就基本就绪,共收录珍善古籍2700余卷,其中宋刊本29种,元刊本10种,明刻本43种,明钞本11种,清刻本2种,清抄本28种,合计123种。

  “现在精装本早已出版,正在筹划线装本的印刷。”为什么一定要出版线装本?对于华刚来说,出版手工宣纸线装本,延长书籍的寿命,是一个出版人的理想;而对于《四部丛刊四编》来说,线装本能够延续前三编的风格,并再现古籍的原貌。比如,《四编》共694册,开本与前三编保持一致,便于藏有前三编的图书馆、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配齐全套。于华刚介绍说,民国初期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纸张的成本不断降低,但与此同时一些平装书的传承时间也变短了。“你看宋元版至今已800多年还保存完好,保存好的明版白棉纸本就如同新书一样。《四部丛刊》从出版完成到现在已经80年了,也还保存完好,不像同时期采用现代印刷技术的一些平装书,已经酥了、黄了。”于华刚说,“就是因为《四部丛刊》前三编的线装本采用的是手工宣纸,所以我们《四编》也要采用手工宣纸,将其寿命延长。从中国书店来讲,我们的理念是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力争把中华古籍文化传承下去,不能图一时之便利。”当然,《四编》与前三编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就是在图录部分更有现代的感觉,更能展现宋元版、善本、孤本的特色,把其中的纸张、印章及藏书家点校全部体现出来。“图录部分我们采用的是大开本,即按照所选古籍的原版大小做成彩色图录,还原古籍原貌。保证既有文献使用价值,也让人感觉到孤本、宋版书的成书过程及纸张、印刷等,提供更大的信息量。”于华刚表示。

  当然,与张元济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现在的信息化程度更高,也为寻找古籍底本提供了便利,可以采纳到最好的版本。“《四编》这123种底本的选择就以国家图书馆馆藏为主体,另外的书遍布全国,有些书还是孤本,之前并没有影印出版过,再过几十年几百年就有失传的可能,所以在继承张元济先生遗志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此外,由于之前查配《四部丛刊》时,发现《续编》《三编》数量也极少,很多馆藏单位都没能配齐,所以出版《四编》的同时,中国书店还准备深入调研,若藏书机构和读者对《续编》《三编》有需求,也可以列入出版计划,“希望能把这套书做好”。于华刚说,从文化传承角度来讲,一套丛书能把一定范围内的好书都收集到,它往往包括几百种书,所以查阅起来非常方便;从版本保存来看也是这样,《四部丛刊》初、续、三、四编的出版,就涵盖几百种从宋到清的中国古籍,其中不乏真正的善本。

  “张元济先生那一辈的学者严格按照中国国学应该传承的内容列出书目,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更便于研究者使用,从长远来说,也便于进一步推动古籍数字化进程。”于华刚表示,“不同时代有不同需求,我们所做的既是完成前辈未竟之业,也是这个时代传承文化的需要。”

  张人凤:

  《四部丛刊》是祖父出版生涯中的高峰

  □本报记者 王雪霞

  藏书报:您和祖父共同生活了多久?有没有有关《四部丛刊》的记忆?

  张人凤: 我出生后,就和祖父生活在一起。那时正是上海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最黑暗的时期,我和祖父、父母、姊姊住在一栋楼里艰难度日。从我有记忆起,祖父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勤奋,同时他非常严肃。他当然很喜欢我,但在我的印象中,严格或者严厉大大超过慈祥。譬如我小时候几乎每天在他卧室兼工作室内要呆上很长时间,但他不允许我发出喧闹声影响他的工作。在记忆中,他非常爱书,家里除了书,还是书。有一部商务赠送给他的《四部丛刊》和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所以《四部丛刊》这个书名,我是从小就知道的。后来祖父患病卧床,还多次写了书名命我去大书橱里找他要看的书。

  藏书报:在您的记忆中,祖父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出版工作的?

  张人凤: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对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我开始有记忆时,他80岁上下,仍每天不停息地工作、写作。后来,主要是我开始做张元济研究后,才明白他那时仍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在日伪统治时期,商务的行政机构内迁,先到香港,再到重庆,上海仅有董事会和小印刷厂,印刷少量古籍和自然科学书籍,勉强维持生计。1945年以后,上海商务恢复,他开始忙碌起来。每天早上8时,商务的一位通信员送来一大叠信件、文件,请他阅看和批注意见。如果是急件,当场要写回信或批示,不是急件,就看一个上午或更长。下午4时,通信员再来取。年复一年,除了礼拜天以外,天天如此。他还经常接待商务的经理们来向他汇报工作。每隔一段时间,还在我们家主持董事会。这是他做了一辈子出版工作,到上世纪40年代后半叶,已是80岁高龄时的工作状态。可以说他是十分敬业的,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出版工作。

  藏书报:张元济先生是教育家、出版家,他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很大贡献。您对《四部丛刊》这一出版工程怎么看?祖父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出版工程?

  张人凤: 张元济先生1903年应商务创办人夏瑞芳之邀,正式入商务创设编译所,出任编译所首任所长时,即提出“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主持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成功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我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也为商务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后来,词典工具书、中外名著、期刊和古籍成为商务的主要出版物门类。

  1910年前后,张元济在版本目录学大师缪荃孙的影响下,开始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相石印技术做古籍影印出版工作,获得成功,并不断积累经验。1915年,他就有编辑出版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的设想。他为什么要做这项出版工程呢?大约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收集常用、实用的文献,汇集起来,为学子提供国学学习和研究的必备文库。二、当时,不少藏书楼在社会剧烈变化时期纷纷败落,藏书散出,珍贵版本被日本人收买,绝迹于中土,更有不少善本古籍毁于战乱。张元济便把保存中华文化的载体引为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三、拓展商务印书馆的业务门类。四、古文献学,即版本目录之学,是张元济本人的学术专长和喜好。他把他的学术专长付诸实施,也是他多年的愿望。

  《四部丛刊》出版后不久,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两位文献学专家郑鹤声、郑鹤春昆仲在他们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中认为,《四部丛刊》是可以和明清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的大型古籍丛书。后来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前三种丛书,是皇帝在皇朝极盛时期举国家之力做成的。清乾隆之后,国力衰退,便无人再做。到了民国,国学更趋式微,此时只有一私家,即商务印书馆,一个人,即张元济先生,能完成这样的工程,更突显了商务和张元济的贡献。我想,几位前辈大师的评介精确地点中了实质和精要,我再也无法提出更为精辟和深刻的认识和看法。

  藏书报:当听说有人要继续出版《四部丛刊四编》,您是怎样的想法?有没有质疑和顾虑?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要求?如今《四编》已经出版,您对目前的成果有什么看法?

  张人凤: 由于1936年《四部丛刊》前三编出版之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张元济先生的出版计划不得不中止。这个计划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文稿,只是我的好友柳和城兄经过收集多种资料,详加分析和思考以后写出的一篇论文,而他写论文的时候,完成张元济先生未竟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梦想。后来北京奎文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和同仁们出于他们的职业敏感,发现了这篇论文,就论文的科学性和有无实现的可能性,请益了文献学专家李致忠先生。李先生肯定了柳和城论文的科学性和结论,并且确认张元济《四部丛刊四编》出版计划中的珍本古籍,经过战火和“文革”动乱后,绝大部分还完好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就是说,这个计划要变成现实是有可能的。有了李先生的指导性结论之后,对这部书的出版及其价值就毫无疑虑了。

  我十分佩服北京奎文阁的决策和后来把张元济先生80年前的计划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全过程。首先,他们抓住了当前党中央和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高度重视的大好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而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次,他们以敏锐的职业眼光,发现了柳先生的论文,此后就穷追不舍,追到水落石出。而他们对事业的认真和科学的态度,也是成功的重要基石。他们请教当今文献学领域的领军学者作出评价、给予肯定,保证了这部古籍丛书的质量和品位不受质疑。这些都是《四部丛刊四编》能取得成功的极好经验。

  张元济先生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以坚韧不拔之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预想的困难,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中止了80年后,他的计划终于实现了。这是可以告慰他,让他含笑九泉的一件大事。我作为张元济先生的后人,也非常感谢中国书店、北京奎文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作出的努力,同时感谢李致忠先生和诸位文献学专家给予的关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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