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阅读

汉文化圈中的域外汉籍整理

发布时间:2016-11-28 10:50:19     点击量:0

  汉文化圈中的域外汉籍整理

  □徐林平

  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

  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

  域外汉籍是什么

  长久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汉文化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可谓强势文化,在华夏大地绵延生长了数千年,并辐射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如越南、韩国、日本等,形成了特征明显的汉文化圈,可与西方的地中海文化圈或拉丁文化圈相提并论。汉文化的精神早已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基因,例如儒家教育、汉字文献、木结构建筑等文化元素均是这一区域的文化同质性特征。又如,明清时期,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使臣在朝觐中国皇帝之时,相互之间的诗文唱和;朝鲜通信使与日本幕府朝臣之间的汉字笔谈,都可以说是汉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也说明汉文化是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交流的共同基础和背景。由此可见,域外汉文化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见证,它在海外的存续状况,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并加以深度整理,这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殊意义。研究和整理域外汉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让世界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而这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整理域外汉籍。

  什么是域外汉籍?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认为:“域外汉籍就是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他概括的域外汉籍的三个方面有:其一是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如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读书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其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如大量现存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其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典籍。(参见张伯伟著《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安平秋先生也为“域外汉籍”所包含的范围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中国人用汉字写的书流传到国外;第二个层次,即外国人根据中国古籍刻的书,比如和刻本、安南刻本、高丽刻本等;第三个层次,即外国人用汉字写的书在外国刻印的,如《韩国文集丛刊》所收录的韩国人的汉文文集,以及“燕行录”文献等。(据安先生在第十五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讲座发言稿整理。)

  两位学者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以上关于“域外汉籍”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学界大部分人的认同,概念中所提及的三类域外汉籍,皆是学界整理和研究需要一视同仁的对象。

  流失海外的汉文古籍

  是海外中华文化闪亮的标识

  历史回眸

  根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我国即有文献传播至日本。在日本东京宽永寺前的上野公园内有一座“博士王仁碑”,上面记载公元三世纪,百济学者王仁将儒家经典传播至日本的经过。那么汉籍在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传播就更为久远了。如越南在公元前一至二世纪时,即已纳入汉朝的管辖之下,中原王朝在此派遣官吏,推行儒教,汉字典籍自然而然地在此传播开来。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布道,亦将大量汉籍带向更远的欧美地区,像梵蒂冈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等机构至今仍保存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典籍,而且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汉籍逐渐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时至今日,周边国家、欧美国家乃至世界的其他角落,保存了为数众多的汉籍。这些存藏于各地的文献,具体有多少,目前仍未得到完全统计。仅以目前出版的几种汉籍书目为例, 如2005年,韩国学者全寅初主持编纂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就著录了12500余种汉籍;又如2007年,由中国学者严绍璗集二十年之力著就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收集书共著录日本所藏汉籍10000余种,皆是清代以前的中国刻本、钞本等珍贵文献;再如2002年,由大陆、台湾和越南学者共同编纂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共著录河内汉喃研究院和法国远东学院所藏的越南汉籍5027种。海外所藏汉籍数目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从历史上看,对域外汉籍的关注,从未离开过中国有识之士的视野。对基础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也一直是我国文化界的优良传统。据文献记载,自宋朝开始,域外汉籍便陆续回传中国。北宋太宗时,日僧奝然出使中国,便携来中土已佚的郑玄注《孝经》等书籍,给中土士人造成极大震动,从此引起宋朝廷对域外汉籍的重视。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宋朝向高丽访求佚书,得到积极回应。晚清民国时期,中外交流频繁,诸多学人赴日访书,曾兴起一波整理域外汉籍的高潮。我国有识之士如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陈榘、张元济、王古鲁等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搜求海外中土佚书、汉文珍本,多有斩获,收录于《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籑喜庐丛书》等影印丛书中,曾在知识界掀起巨大反响。

  影印丛书为大众提供了

  接近古籍原本的机会和途径

  现状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域外汉籍的整理成果迭出,参与人员逐步增多,无论从收藏界还是学术界来说,都有可喜的斩获。因为这一时期,中国逐步走向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中外合作条件日趋成熟。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局势趋于和平安定,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全球文化人的共识,这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收藏界为例,近年来在中国拍卖会场屡屡出现海外回流文献。以商业行为将域外汉籍的原件购买回国,是一种重要的回流行为。查2009年至2011年北京保利公司古籍拍卖图录,涉及海外回归汉籍达200余种,呈逐年递增态势,其中不乏未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稀见本。2011年,北京卓德拍卖公司又将一部海外回流稀见善本——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刊本《钜宋广韵》拍出高价,引起学界、文化界共瞩。此本阿部隆一《日本现存宋元版志·经部》著录,原为日本福井氏崇兰馆藏本,存世极罕,当为孤本。各地政府和馆藏机构也很重视收集与本地区有关的文献并使其回归。2000年,上海图书馆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斥巨资购买流传美国的翁同龢藏书,使其叶落归根,后择取432件翁氏未刊手稿,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成为新时代域外汉籍整理和保护的标志性事件。2013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斥资1.8亿元整体购回了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存藏的汉文古籍900多部(含中国本、和刻本、朝鲜本等),包括四部宋刻递修本、九部元刻及元明递修本、七十余部明清稿抄本等重要文献。这是100多年来首次大批量收购海外的汉字文献典藏,可谓空前的文化盛事。

  当然学术界的整理和出版是域外汉籍的主要渠道,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院校曾在此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获得了大批中国所未见的新资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催生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在这批成果中,影印丛书为大家提供了接近古籍原本的机会和真实的学术资料,可谓功不可没。试举几例影印丛书:

  在整理“流失在外的中国古籍”方面,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等丛书。其中《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著名学者安平秋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海外汉籍学术团队经过15年默默耕耘而成,成果硕硕,该书收入日本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66种,均为十分珍贵的版本:或为未见其他馆藏的海内外孤本,或为同书诸版本中的初刻本或较早版本,或为国内仅存残本而此藏本为足本或较全本,或为学术价值很高而海内外从未影印及排版的善本。又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200多种大陆所未见藏的宋、元、明珍稀版本中反复遴选甄别,最终将67种版本鲜见且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者予以影印,每种书前皆有沈津先生撰写的提要,为海内外学者提供极大的便利。

  在整理“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方面,有《和刻本类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3)、《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辑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等丛书。其中《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共70册,被称为是继《古逸丛书》以来国内外规模最大的收录域外刊本、抄本的同类丛书,许多中国本土已失传或罕见的典籍,经由此丛刊得以广为流播。比如该书经部中收录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系覆宋兴国军学刊本,杨守敬曾经将此书与国内传本相比较,认为世间所存宋本《左传》“无有善于此者”。此日本五山覆刻本亦十分罕见,现仅两处有藏本,其一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也是本丛书影印的底本,其二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此为杨守敬旧藏,购自日本。

  在整理“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方面,有《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等丛书。其中《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经历了多年的辗转收集,终于在上海得以出版,可谓大功一件。该套丛书主要收录了越南13世纪至19世纪之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燕行使臣北上朝觐中国皇帝的途中所作的汉文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中如冯克宽、黎貴惇、阮攸、潘辉注、李文馥等,均是汉文修养极高的文化名人,他们所记载的中国风土人物、诗词文赋,以及和琉球、朝鲜使节之间的问答录,都是难得的史料,有助于完善元明清时期东亚世界的历史图景。

  此外,有关域外汉籍的数字化项目也开始提上日程,比如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导的古籍资源库,收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汉籍数字影像,实现了古籍的在线检索和浏览。同传统的纸质影印出版相比,数字化的影像数据库,拥有快速查询、海量存储、低廉成本、节省空间、开放性强等诸多优点,符合国家提出的“文化与科技融合”“提高传播能力”等时代新要求。

  丰富的学术资料 深厚的文化内涵

  瑰丽宏伟的文化项目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总之,近百年来的人文积累、近数十年来的物质科技进步,使得域外汉籍的整理在现阶段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局面,大大拓展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视野,实现了整理对象的拓展。过去文学、文献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域外汉籍整理领域,将“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典籍”的搜寻和整理视为重点,关注海外中土佚籍。而今,越来越多的诸如史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参与到这项事业中,努力发掘稀见的汉文史料,关注新材料、新文献,将域外学人所写的汉字文献纳入研究对象,它们的内容稀见性和独特性,正是未来学术的增长点之所在。由此,我们对于汉文化的研究、对自身的认识都比以往显得更为深入。

  当然,目前仍有大量稀见的极具史料价值的汉字文献尚未公诸于世,亟待人们的整理,因此影印出版仍是保护古籍的一项有效手段,有助于古籍化身千百,继续传承后世。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对域外汉籍的系统性整理显得尤为必要。近年来有关域外汉籍的重大文化工程,即目前最大的域外汉籍整理项目——《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即是系统整理域外汉籍的有益尝试,其规模宏大(全套共有800余册,收录文献达2000余种),颇值得人们关注。

  (本文作者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域外汉籍编辑部主任)

 


 

上一篇:传世“明”作 洞开明史

下一篇:漫谈《名人家谱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