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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人书未老——俞晓群与海豚社的这八年

发布时间:2017-06-02 09:33:47     点击量:0

 □本报记者 王雪霞

      在出版界,数精品、谈传奇,海豚出版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同样绕不开的,当然还有海豚社的大当家俞晓群。这位相继带领两家出版社,并且均创造过出版辉煌的著名出版人, 认真、勤奋、随和,和文坛大家、普通书友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俞晓群已年过六十,但是他一手忙于出版,一手却在奋力笔耕,热情之旺盛、思路之清晰让人敬佩。理科出身,带领过辽宁教育出版社,做过辽宁出版集团的副总,却选择在50多岁进京闯事业。回首八年,他带领的海豚出版社从纯少儿出版社转型为综合性的人文出版社,其间,经历了什么,又希望着什么,他还想做什么?电话那头,俞晓群为记者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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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生的人文步伐

     俞晓群1982年涉足出版界,职业让他从一个理科生走向人文领域,而其本身已有的人文积淀促成了他在出版界的成就。俞晓群告诉记者,他的人文情怀、学者情结更多源于家庭,源于父亲。

      藏书报: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俞晓群: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被动,到出版社来比较偶然。但是这种被动和偶然,最终决定了自己一生都在那个行业里做了。所以如果要问我的主要身份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出版人了,这个没有办法改变。我各方面的爱好和我的一些志向都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发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最想做的是学者,后来没做成,做了一个编辑、一个出版人。但做学者的这种情结一直埋在心底,没有放弃,所以说我才会在更多领域做一些事情。
我早年比较崇拜金庸、董桥,因为他们都是专栏作家,一边做编辑,一边管理报社或者出版社,一边做专栏写作。我后来比较喜欢写东西,多半也是受他们影响,因为我觉得那种活法比较充实。我业余爱好比较少,所以这样也可以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调动起来。我早年做了一段时间的理科编辑,可能为了编辑只读理科书,但我爱好广泛,喜欢有一定的学养,有一定的学者身份,就会去读一些文史哲类的书和学术书,而且也可能收藏一些学术书。还有,要保持专栏创作,就要进行广泛阅读。要读很多书,你才能丰富自己。你光靠出版这点事肯定达不到我的人生追求,我觉得就是这种边工作边写作,是一种相互作用。

      藏书报: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掌门人,各种事情都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写作,与自己的学者情结有关,还是说自己逼迫自己,要长期保持这样一种写作状态?
俞晓群: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爱好,是一种表达。每个人的表达可能有好多种方式,通过职业,通过语言,或者通过文字来表达。文字表达具有这种独特性,而且和我的性格、追求完全吻合。你编过的书,那书再好它也是别人写的,最终引起的那种快感和你自己创作的快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写作本来就是一种热爱,再通过不断地训练自己,提升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坚定了自己坚持写作的决心,也没有了压迫感。
       当然写作很辛苦,每一位作家都希望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希望写的东西能够引起人家的注意,能够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感。因为写文章不是写流水账,用董桥先生的话说,写作是很神圣的,你这人的情操和你这人的水平在文字里肯定藏不住。所以说通过这种训练之后,你的写作快感会越来越强烈。因为读者对你的评价,专家对你的评价,可能都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不管他是批评还是赞扬你,关注你还是冷落你,都会激起你心灵的波动,所以写作会成为我一生的喜爱与追求。当然在你的写作过程之中,又可以和你的职业互动,因为这是两种角色,这种角色又不能错位,不是说我写作我就可以代替作者。通过写作再去结交作者,结交学者,再去品评一部书稿,可能你这种判断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与不同,对你的职业本身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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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报:理科出身的您一直迈着人文的步伐,这种人文步伐是怎样的?
      俞晓群:学习理科是当时那种环境促成的。当时“文革”结束,大家都回避人文,不愿意学文史哲,就愿意学自然科学,觉得这样在社会上生存起来比较安定。那个时候理工很热。实际上我因为从小受家里的影响,本身的人文情怀没有变。一个人决定他未来的爱好不完全在大学教育,可能他的家庭教育的影响更重要,在我家里,父亲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所以说从理科生到人文领域职业的选择这种转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突兀的感觉。
      而理科的教育对我影响也很大。做事比较注重条理,注重规律性,比较注重整理一些信息,包括写作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可能也是比较愿意积累,积累以后把它分门别类,这个肯定是受理科的影响,遇到什么事都要给它进行归类,进行逻辑化、条理化,去粗取精。
       这样的大学教育对我而言又有些遗憾,在很重要的基础教育的时候,又没有很好的文科的基础教育,损失了很多,这就需要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去学习,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我喜欢交往一些像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傅杰这样的朋友,有一些学者跟我的交往也非常深,都做了一些彼此的补充。

      藏书报:家庭教育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俞晓群:我父亲是江苏人。因为家境不好,又赶上战争年代,他上学时间很少,他读书完全是家传,完全是自学。因为我祖辈是读书人,所以说家里面还有读书的传统和基因。有这样的背景,我小时候父亲就不断给灌输读书的重要。后来赶上“文革”,打砸抢,砸烂封资修什么的,但是实际上父亲对我们的这种灌输没有断。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传承,比如说我写过家谱,也写过家风,祖辈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我读的许多书,为什么要读?因为从小就受到了家庭的影响。你后天也可以改变,但是你如果有童子功的训练和习惯的培养,当然就更好了。所以这方面传承的力量非常重要,我一直强调这一点,也是鼓励天下父母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影响。生活在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里,你的思想构成不是只有正直就能够满足的,你一定需要有文化,一定需要有一些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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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报:文化应该传承,是不是这个对于您后来,特别是到了海豚社之后出的一系列书,抓的一些大的项目,比如丰子恺系列,一些民国的图书、童书再次出版,都和您注重文化的传承有关?
      俞晓群:肯定有关。你为什么编那个书,而别人不想编,一定因为你看重。对于丰子恺,从他的艺术到他的生活,到他的生活经历,到他的文章表达,到他的漫画表达,我可能都喜欢。甚至认为,一个人就应该学习丰子恺那样的生活方式,那当然也愿意为他出书了。当时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海豚社这么小,而且又没有资金,报国家项目审批也很费劲。最终我们还是咬牙做出来了,而且我们要做肯定比别人做得好,这得靠你的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所以有些人就说,俞晓群他不是一个纯商人,这句话实际上是说对了。如果是真商人,就不会做这种“傻事”。 

      和海豚并肩的“八年抗战”
      2009年6月,俞晓群到北京接手海豚出版社,到2017年6月正好八年。这八年对俞晓群来说,一生难忘,是刻骨铭心的体验。来北京那年,俞晓群已经53岁,因为不想只做管理人员,希望能够通过出版和文化亲密接触,下决心来到北京,一切从零开始。亲自跑选题,论证市场,他认为自己对出版的认识、对市场的认识,这八年来提升最大。

    藏书报:为什么在并不年轻的时候选择到北京?
    俞晓群:我不是很想做管理人员,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在第一线做出版来和文化亲密接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才下决心到海豚社来。
     当然还有深一层思想,就是我当时离开辽宁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了。从1982年到2009年,这么多年下来我产生了一个观念,就是中国出版的中心在北京,北京是真正的人才聚集点。中国的出版社一半都在北京,而且民营书商也大部分在北京。所以我觉得,你真正想做好应该在北京,你真正有能力,有竞争能力,你也应该在北京。而且那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我确实有这么一种念头,最后一把的出版体验还是应该在北京完成。

      藏书报:从辽宁教育社到海豚社,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有很大的不同?
俞晓群:我在辽教做出版的时候,当时的优势很明显。辽教是做教材的,所以它不缺钱,它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说那个时候,操作的时候可能不像在海豚压力这么大,那时候社里有大量的教材,而其他书所占比重非常小,这样很容易把其他书的成本就摊掉了。但是那时因为我自己很年轻,理科出身,主要经历又是编教材教辅,所以说即使有人文情怀,也没有太多人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当时在辽教的时候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就是出版社资金充裕,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支持,可以做一些分量重的东西。劣势就是当时缺乏人文方面的经验能力,需要边干边学,需要请专家帮助,光有志向是不够的。
      到了海豚社之后,可能经验丰富了,接触面广了,环境好了,但是出版社的规模跟辽宁教育是没法比的,海豚社小到不能再小了,于是一切都从头做起。到现在为止,整整八年,人被“扒了几层皮”,真正做到目前这个影响,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我们完全是市场化运作,有一定的国家支持,但是没有教材,没有教辅,没有教育类的书来补充,也没有固定的客户来支持你的固定产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又实现了资本运作,增资扩股,这都是难上加难的事,甚至有点天方夜谭,但最终做出来了。所以我说这八年对我一生来说是很值得的体验。
      当时我亲自去论证市场,去找选题,而且是属于零起步,你要把那点东西一点点建立起来。所以这八年的收获特别大,起码来说对文化的认识,对于出版的认识,对市场的认识,这几年是提升最大。
      上海人民社社长王为松曾说,俞晓群不是在做书,他是在做人。他实际上是话里有话,这种人文的品牌书,可能有些出版社就非常慎重,“你怎么就敢干呢?”所以,这几年我们做的大书,比如一套《丰子恺全集》就做了五十卷,对我们来说这是巨大的出版工程。

       蹚出一条中小型出版企业的路子
在做书过程中,俞晓群凭着自己多年来练就的“书感”和对文化的痴迷,平衡着人文情怀与市场追求的关系,在很多人并不看好,甚至完全不支持的状态中完成着自己的出版理想,也创造了经济效益。2016年,海豚社建社以来最大的出版项目《丰子恺全集》五十卷出版,此项目耗时六年,终成硕果,也是俞晓群编辑生涯中最费力的工作之一。这其中的艰难历程可能让俞晓群终身难忘。他坦言:“关键是有些人不完全理解你,不单是说朋友、市场、读者,而且你的管理者也未必理解。”一边是品牌,一边是市场价值,在俞晓群的带领下,海豚社走出了个性化发展的路子,突破了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带领海豚社从年收入不足三千万做到了一亿五千万,并实现了融资,创造了品牌。

       藏书报:在出版中,怎么平衡情怀与市场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   
       俞晓群:这个问题其实对我而言是这样的,我写作没费什么劲,讲课也没费什么劲,但是我最吃力的就是做出版,几乎可以说是要命,就是这个状态,累得几乎每天都是疲惫不堪。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出版工作需要摆平这两方面的关系,既要追求文化,又要追求市场。
        我的立足点肯定是比较看重文化的。我在选书的时候,可能和一般的出版人不太一样。这本书,如果是非常优秀的书,我不必考虑它的市场效应,也尽量出版。所谓的平衡就是它既有文化价值,又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我这样就可以出版。
我在2003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出版文集《人书情未了》,请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刘杲作序,当初刘杲先生就提出这一个观点,他说出版说到底还是“文化为目的,经济为手段”。我当时觉得那个定义好像有点矛盾。但你细细思考,它真是这么个道理,我不可能出一堆垃圾书,即使挣再多的钱,你也就是一个匆匆过客,或者说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出版人。因为你没有承担起出版人传播文化的责任。即使你是一个商人,你仍然是有责任的,你不可能完全商业化。
       另一方面,你说我有责任心,有良心,但不能把产品变成商品,把文化追求变成一种可以销售的东西,对于一个职业出版人来说,根本就不称职。这也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藏书报:“海豚”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成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当家者,您感觉达到了您满意的状态吗?
       俞晓群:还不能说满意,因为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它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过一些实验,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一些被社会接受的成果。大家为什么接受你?他得知你这方面做得不错,那方面不错,最后在他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品牌,觉得你是一个符号。对于这一点,海豚社现在做到了。比如说现在想买精装书,我一定要找海豚,小精装它做得比较有特点。
        但我最终的追求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它既没有教材,又不是像中华、商务那样的老品牌。所以你怎么去闯出一条路,最终创造一个品牌,能够让读者接受,让专家接受,让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来接受,这个确实很费脑筋。因为我不可能把摊子铺得很大。海豚社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怎么办?这种中小型出版社,它最终的品牌建设和它最终有没有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这种价值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企业的产品市场价值,一个是企业的金融市场价值。产品市场价值就是所谓的实物市场,你卖书,在你的流通市场下实现的价值。还有一个就是评价资本市场,比如说我给你出版社评估,有人去收购你,就是说你的企业本身已经产生了资本价值,这两点我们都实现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顶峰。

        藏书报:刚才谈到海豚社闯出了一条路,那您觉得这条路如果用文字来给它定义的话,它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俞晓群: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条路。现在在中国企业中,最难的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是要个性化发展,你要创新,而且要有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有不可替代性。比如说最近我和我的朋友王强在论证企业发展时,他说海豚出版社与俞晓群结合,塑造了一个商业品牌,你是一个什么品牌呢?你是以模仿著称还是以创新著称?这是很重要的,人们的评价一定会在这里做文章。比如把你的产品——图书哗啦一打开,全是模仿西方的书,他就会说你这个品牌不值钱;但如果打开以后,一看全都是自己创造的,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而且所有的书,你的创造都是属于独具一格的,无论是你采购来的设计还是说你自己组织的设计,都有你的独创性,说明你这个团队非常善于创造,你的品牌价值不一样。
所以说我认为海豚社最大的标志性的表现,除了文化方面的贡献以外,它作为一个中小型企业,它的价值就在这儿,一种创新精神,一种独到的、个性的原动力。

        藏书报:海豚社是否已经达到了您现在所说的综合力量?
        俞晓群:在海豚社一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种体验。但是对于一个商业机构来说,它只是一个商业行为。我刚到海豚社时,大家都说不行,当时在北京像海豚社这种小出版社很多,他们大部分都在跟民营书商合作,自我品牌逐渐淡化了,这种情况下我来做的时候很多人吹冷风,认为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很多小型出版社做到三千万至五千万就会遇到瓶颈,草草收兵了事,你就不可能再往大里做了。现在我突破了这个瓶颈,做到一亿五千万,而且实现了融资,创造了品牌,出了许多好书,在经济上基本能够达到良性运转,如果说这是一场实验的话,这场实验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丰富了自己,自己无论在各方面都有所收获。这几年的工夫没有白费,我还是把一个商业机构做出了一点模样,就这么一种心态。

        今天,在人文图书领域,人们已经不可小觑海豚社。海豚社创造的多个品牌、海豚社的多个创意,已成为出版界的符号,可以学习,却难以复制。这一路走来,俞晓群身为社长,好多事情都是亲历亲为,亲自搞选题亲自商谈,从内容到设计,每个环节都要亲自调度。他爱书、爱读者,胜过爱自己,正是这样的态度和作为,成就了一家出版社。但他说自己和企业是互动的,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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