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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从文献里寻找大学的“初心”张在军与他的大学抗战西迁史

发布时间:2018-04-04 09:47:39     点击量:0

 本报记者 张维祥

        他目前已出版《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往事:1931-1949》等作品。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的写作基本围绕两个关键词:抗战、大学。近日,记者就张在军和他的大学抗战西迁史书写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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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是如何从文学写作转向研究型写作的?是否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

       在写作道路上,我对于文体的选择颇类似找女朋友,初恋是诗歌,继而追求小说,再是热衷随笔杂文,最后找到文史研究——我的终身伴侣。
       大概是2005年,因为工作的需要,公司派我往四川乐山长驻项目。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必须要熟悉了解的是该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于是就找了一些乐山历史掌故的书籍,着手了解和研究乐山的前世今生。相关的史料看多了,我就发现有很多疑问,决心一探究竟。我尝试写了一篇考据商榷的文章投给地方媒体。
       就这样,我从古史入手,开始做一些零零碎碎的研究工作,写了大量带考据性质的文史随笔札记。在乐山工作的八年时间里,我可谓古今一担挑,一边写新闻时评,一边做历史考据。

 
2.关于您的研究型写作,我注意到两个关键词:“抗战”和“大学”。您相继有关于武汉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东北大学的专著出版。能否介绍一下,这三本书各自的写作初衷?

        前面说过,我研究历史最初主要是研究乐山古史、巴蜀古史,后来又怎么转向中国现代史、大学抗战史了呢?这说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记得是2007年的夏天,我从乐山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武汉大学“重走西迁路”采访团来到乐山。我大吃一惊,原来武汉大学抗战时期在乐山办过八年学啊!我虽然不是武大校友,但我是湖北人,武大毕竟是湖北响当当的高等学府。从此,我开始留意这段历史,也写过几篇小文章,但并没想到要去深入系统研究。
       直到2009年国庆节,我去了一趟四川宜宾的李庄,感慨不已。抗战时期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文教机构在那儿待了六年,拥有傅斯年、梁思成、童第周等名人资源。对此,宜宾人相当重视,利用得也比较好,很多本地人、外地人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反观乐山,不说其他文教机构,单一个武汉大学就在乐山办学长达八年,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远远超过李庄。但遗憾的是,乐山人没有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这与乐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不相符。并且,乐山的文史学者也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武汉大学也很少人专门研究。基于此,虽然是外乡人,但我仍想尽自己所能,为乐山挖掘这份文化遗产。我自不量力地踏上了武大西迁乐山专题研究的漫漫征途。
       三年之后,我写武大抗战历史的一部全景式专著《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在台湾正式出版上市。接着,又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编年史稿》《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江苏凤凰文艺社也出版了简体图文版的《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
       在研究武汉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武大聘请的一些教授如中文系的刘永济、刘异,外文系的桂质柏,哲学系的黄方刚、万卓恒,物理系的胡乾善,土木系余炽昌等十多名教授,都是直接或辗转从东北大学来的。这些难道仅仅是巧合么?是否有什么玄机?

大概是2012年,我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四川,被公司调往东北的辽宁海城工作。我负责的项目毗邻同泽中学——张学良将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创办的一所完全中学。令人惊讶的是,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雨,校舍依然完好无损,仍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我带着很强烈的好奇心理,开始探究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兴办教育的史实。我顺藤摸瓜,从海城同泽中学到沈阳同泽中学,再到东北大学。在查阅东北大学史料时,我才知道,原来东北大学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流亡办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流亡大学。东北大学延揽的很多教授因此而流失,不少人相继到了兴办不久的武汉大学。我豁然开朗,先前的疑问得以冰释。
东北大学还是流亡时间最长的大学,没有之一。它并非从沈阳直接迁到四川的,期间先后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借住开封,最后才南渡潼川。八年之后,抗战胜利,复员沈阳,至辽沈会战打响之际再迁北平,最后伴随着全国解放而解体,前后十八年。可以说,东北大学的命运,就是东三省的命运。东北大学的流亡史,其实就是一部国难史。
       这样一所极富传奇色彩的、拥有若干个“第一”的高校,坊间居然找不到一本可读的史著。官方宣传的不够,学界研究的薄弱,导致了东北大学传奇而苦难的历史,长期堙没无闻。不过这也给了我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
       我再次潜入到民国教育史的深处,不能自拔。于是,就有了这部被媒体称为“国内第一部完整研究东北大学的著作”。这本书最早是2015年在台湾出版(书名《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今年年初才在北京出版简体图文版(即《东北大学往事:193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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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西北联大,和东北大学是有渊源的。抗战初期,东北大学在西安的校园曾经接纳过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生)部分师生。抗战中期,西北联大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等院校合组成西北工学院。抗战胜利之后,由西北联大解体分出的主体——西北大学把校址设在了原东北大学校园内。
       我研究写作东北大学校史的这段经历,引起金城出版社编辑的注意,他们就约请我撰写西北联大。我最初并没有答应,因为我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在西南,对西北不熟悉,西北联大的难度也太高。但后来经不住编辑的诚心、热心、耐心,加上西北联大本身的传奇性、写作的挑战性让我动心了,于是就有了《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
 

3.您的研究和写作,与传统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有什么不同?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老师在为拙著《西北联大》写序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陈老师的这句话说出了我的研究写作与传统的学术研究写作的不同。我力求在研究写作中,既有史学的考据,又有文学的情趣,目的是让更多的受众能够接受,特别是普通读者。只有更多的人接受,抗战时期的大学精神才能传播开来。学术研究只有走出象牙塔,才有生命力。
 
4.有关的资料都从哪里来,您有专注收藏这类资料的习惯吗?

        我曾经读过顾炎武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恶甚,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顾炎武在这里以铸钱比喻治学与著述。他所谓的铜是指资料,采铜于山是教人要搜集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旧钱或废铜是指转用别人用过的资料,其结果是不知资料本原,所得出的结果像废铜铸出来的钱那样,质量水平不高,甚至还会将原始资料曲解散碎。我在写作过程中秉记顾老前辈的忠告,最大限度地寻找原始资料,从零起步不惜血本地买书。比如“珞珈三女杰”的相关书籍花费七八千元,其中苏雪林的为最,至少五六千元;台湾武大校友会编的《珞珈》内刊六十多期,八百多元;钱歌川的一套文集也是三四百元。好在现在信息畅通,我弄到不少大陆内刊,以及港台海外书籍。通过近十年的积累,我搜集的民国教育类专题书籍资料,已经蔚为大观,成了我私人藏书中的一道风景。其次,我也充分利用数据库查阅电子文献资料,既便捷也省点钱。至于公共图书馆我利用的很少,我相信我找的很多资料不是一般图书馆能有的。我喜欢在家里坐拥书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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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这几所大学史来看,您最关注或者说付出最多的是哪个?都付出了哪些努力?


        在这几所大学中,我关注时间最长,付出心血最多的肯定是武汉大学了。最直接的付出是金钱付出,购买书籍资料数以万元计。至于外出采访、田野考察,也都是有开支的。
其次是时间的付出。我是业余研究写作,所以不得不把所有休息时间、空闲时间利用起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这样就导致我放弃一些兴趣爱好,比如书画、集邮、旅游,也把一些无聊的交际应酬放弃。同时,也导致我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辅导小孩学习的时间很少,这是我深感内疚不安的地方。
我毕竟身处信息社会,为了获取更多有益于研究写作的信息,我还得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广交朋友。功不唐捐,我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是有收获的。

 
6.九州出版社的《东北大学往事》出版时,正好是电影《无问西东》刚上映,社会对大学精神、大学抗战西迁的关注可能会更多。总的看来,这几本书社会反响如何?您觉得最大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由于持续的研究,我写抗战大学的书一本比一本受到的关注多。我要让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和科研,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特殊时期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教育精神,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就。
       抗战时期的学校为远离敌人炮火,大都设在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柴房,再添盖若干茅房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在国难当头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牵挂国家民族命运,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意念激励下,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坚持办学,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兴学强国的精神风骨。
       抗战教育精神薪火相传,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启示: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教育,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探索多形式的办学机制,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并使之成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

 
7.除了抗战时期的大学史,您也会关注名人在抗战的表现,比如苏雪林。以后还会有此类的选题吗?

       大学校史其实是由许许多多人构成的,有了人的活动,冰冷枯燥的历史就会鲜活起来。今后,我不仅会继续关注类似苏雪林这样个性鲜明、名气很大的人物,更会关注一些不太为人熟知、被历史的尘埃给遮蔽的人物,比如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
 
8.抗战时的大学史,还会有哪些选题?

       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国相继有69所高校内迁,其中迁入四川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在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很大发展,高校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这么多的高校,不知有多少所无人涉足。我下一步到底选哪所学校,还没有想好,不过我更想关注那些已经被撤并或停办的,很少人关注的学校。知名度太高,已经有很多人研究的大学,我不会轻易去凑热闹。
       这里还可透漏一点的是,我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里写了抗战时期福建的几所高校:国立福建音专、省立福建大学、福建农学院和省立福建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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